“整个小组只有我一个人拼死拼活做实验，其他人每天什么事情都不做，最后我们的成绩却是一样的，凭什么啊？”  

“那群蛀虫每天上班摸鱼，我加班熬夜通宵，失眠多梦饮食不规律，终于把项目给搞定了，凭什么奖金所有人平分？”  

无论是学校内的实验小组，还是职场中的团队任务，都似乎总有这样的“血泪控诉”：某人是团队里唯一认真工作从不“摸鱼”的人，付出了大量时间、金钱和精力，最终却要和团队里的其他人一起分享荣誉。又或者是自己最先写完了报告，结果同事们纷纷想要借过去抄……  

每一个经历过这些的人都会愤愤不平：凭什么自己的劳动成果，要分给那些从不付出的人？  

这就是团队合作中的平均主义所带来的“搭便车效应”：一个人含辛茹苦干完了所有的活儿，其他人不用费劲就能够分享胜利的果实。所有人都得益于这位最勤奋的人的辛勤付出，但付出的却只有他或她一个。  

朋友聚会的时候经常会选择AA制来买单，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是最为友好的方式，但在工作中却未必。自然，无论实际如何，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想要当那个“搭便车”的人。我们明明知道人均分摊能使每一份成本降到最低，但事实上，总有人希望可以能者多劳。换言之，就是希望有人愿意做出更大的牺牲，以减轻其他人的压力，而最终分得的报酬却不变。  

搭便车效应的危害也正源于此：它源自团队里的平均主义，将个人的责任转化为集体的责任，将个人的产出转化为集体的产出，只看集体的成果而不看各人的成绩。在责任指向不明确的情况，惰性和消极心理随之而生，其导致的后果很可能就是拖延或草草完结、敷衍了事。即便有“劳模”出现，但那人也不会总愿意委屈自己，而是更想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，获得本该属于自己的奖励。  

从更深的社会和心理层面来看，搭便车效应的产生有着一定的历史和文化成因，也有其存在的必然性。然而，人是趋利避害的社会动物，即便当今社会一直强调合作的重要性，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过多地强调“整体性”而忽视小组中的个人价值，就很可能会使其中成员都希望由同伴来承担付出的风险，自己则不劳而获。  

如此的恶性循环之下，会让更多成员失去为团体利益而奋斗的动力，削弱整个团队的综合能力和积极性，使得最终的成果或成绩大打折扣。  

这并非一个成熟团队的应有做法，或者说，我们所能看到的每一个成功的团队都不会有这样的问题。当然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古今中外都给出了许多办法。中国古时就有这种落实责任到每一个人头上的制度：砌墙的砖块上必须刻有监工和工匠的名字，若是出问题了便可立刻追究到个人。  

又比如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乔布斯被自己一手创办的苹果公司开除，之后又“王者归来”，带着苹果公司重返巅峰，这虽然经常被用来担任励志文章的素材，但也正说明了这种制度对“搭便车效应”的抑制——只要公投表决的结果显示大多数人认为你不行，那么即便是董事长也得走人。  

这是国外公司的标配制度，但这毕竟有着大量利益关系的牵扯，所以制度上更加慎重是正常的。那么，如果没有如此巨大的利益呢？如果只是比较小的事件，或者只是一次作业呢？也有办法，就是缩减团体的规模。  

心理学研究表明，如果合作小组的规模较小，就会让每个小组成员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对整个小组都有较大影响。换言之，则是每一份责任都相对较重。那么，鉴于更加有效的监督和更明确的责任与成果划分，会减少这种平均主义带来的不确定性，付出更多成果更好的人自然更突出，成绩不如人意的成员也无所遁形，让搭便车效应明显减弱。  

消除“搭便车效应”最好的方法，就是调动每一个成员的积极性。如果每一个成员都将工作当作自己的事业，投入热情去干活，“搭便车效应”自然不复存在。而要调动起每个成员的积极性，需要明确分工与合作范围，营造良好的团队精神和工作氛围，以及——最重要的——确立清晰的奖惩制度。毕竟将心比心，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无怨无悔“替他人做嫁衣裳”，不是吗？